鸦片战争后，农民生活愈见困难，叛乱在南方省份也愈见频繁。面对生活不稳和日益贫穷的环境，广东与福建的年轻一辈纷纷出外寻找机会。适逢加州（中国人称金山或旧金山）于1849年和澳洲（人称新金山）于1851年发现金矿，大量广东人与福建人前往当地金矿工作。数据显示，1855年共有14,683名中国移民经香港前往外国，至1858年数字更达到15,810名。[27]据E J Eitel统计，早于1852年已有30,000名中国劳工前往加州。[28]至1860年代，于加州工作的中国劳工增至151,000名，当中大部分是广东人。[29]另一项统计则指出，在1848至1857年间，共有23,928名中国劳工由香港前往古巴。[30]与此同时，在人手需求下，数以千计的中国劳工于1850年代前往东南亚、中美及南美，在橡胶、锡、棉花、烟草、甘蔗及咖啡等工场工作。由1851至1872年，自香港前往美洲、澳洲及东南亚的苦力攀升至320,349人。[31]香港成为大多数南中国劳工前往外国的港口。
前往外地的中国劳工可分为「自主移民」及「合约苦力劳工」，大部分属后者，并历尽艰苦。他们在离境前会被关起来，并在不人道的环境下被运往不同地方。运载他们的船只大多超载，劳工死亡率甚高。由于中国移民所受到的恶劣对待引起了香港与英国的关注，殖民地政府在1854年设立出境官一职，专责处理有关事宜，并由1855年起通过多条条例，以改善劳工于船上的环境。很多本地及外国公司，包括两家主要英国企业渣甸洋行及颠地洋行，皆参与这有利可图但臭名昭著的贸易。由于中介人只须付出117至190元（银元）的成本，便可将一名苦力运往秘鲁或其他西印度地区，而种植场主人会为每名苦力支付350至400元，因此运送一名苦力所得利润达200元。[32]根据研究苦力贸易的中国学者提供的数据，在1851至1875年间，一家参与苦力贸易的私人公司可赚取总计8,400万元的利润，平均每年达330万元。[33]受惠于苦力贸易，香港在1854至1859年间平均每年增加487艘出入境船只，共251,350吨，每年平均增长68%。[34]移民人数在其后数十年继续增加，持续成为香港航运业增长的主因之一。
注释
- [27]
Endacott, An Eastern Entrepot, p. 132.
- [28]
E. J. Eitel, Europe in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59.
- [29]
余绳武、刘存宽：《十九世纪的香港》（香港：麒麟书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235。
- [30]
同上。
- [31]
同上，页237。
- [32]
同上。
- [33]
同上。
- [34]
E .J. Eitel, Europe in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