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2年10月，英國三桅帆船卡洛琳娜號 (Carolina)奉東印度公司之命駛往澳門氹仔，並於1683年6月抵達，[67]但清廷官員駁回其通商之請，並命其於數日內駛離澳門。出乎意料，當卡洛琳娜號起錨準備離開之時，一些中國帆船駛近並告知船長，或可在大嶼山海面秘密交易。該船遂東駛至大嶼山，並在那裏停留了數個月進行交易。根據現存的卡洛琳娜號航海誌，當時船隻在大嶼山的北岸即急水門的「咽喉」位置下錨。值得注意的是，該下錨位置正好就是竹篙灣以北，即數百年前明朝時期曾有大規模走私活動進行的位置。英國一直想在珠江三角洲東面找尋可媲美澳門的下錨位置，今次終於找到了。
1689年7月，馬得拉斯(Madras)總督派遣船艦防禦號 (Defence)前往中國至廣東裝載食糖。該船噸位達730噸，是當時有史以來來華的最大船隻。至9月，該船據報在澳門東面15里格（約52英里）處停靠，而該地點可能就是香港水域，且很可能就是六年前卡洛琳娜號曾下錨的地方，[68] 這代表英國貿易商已意識到急水門錨泊位置的優勢，並預見此處可成為澳門的替代地點，意義重大。
英國商人也嘗試與有潛質的廈門、舟山和寧波進行貿易，企圖從中建造「第二個澳門」，但並無太大成就。
為了更深入了解三角洲東岸，英國皇家海軍中第一位海道測量師亞歷山大‧道爾林普(Alexander Dalrymple)奉命跟隨貝克(Baker)船長的雙桅縱帆船古德洛爾號(Cuddalore)，探索急水門東邊的航道。[69] 道爾林普原本是為東印度公司進行秘密任務的官員，所以他明白要勘測他國領海，必須隱蔽行事。他使用一艘船隻執行所謂「行駛式」海道調查，透過岸上特徵的交叉方位，同時進行水深探測，為船隻定位，成功通過了急水門，轉向南方行駛，並發現通往大海的新航路。過程中，他航經香港的港口，並將該島稱為「Fang Chin Chow」。他於1754年出版的海圖增加了英國對該區域的地理認識，而英國也是唯一擁有如此珍貴海道資料的國家，對具有優勢的港口和下錨地點都瞭如指掌，其他競爭國家對此則一無所知。當中國於1757年宣布廣州為中國唯一的對外通商港時，這些珍貴資料為英國船隻帶來極大優勢。[70]
繼道爾林普勘測後，東印度公司於1806年派遣另一名海道專家霍斯伯格(James Horsburgh)前來，對整個三角洲地區作全面海事勘測。其報告強調急水門的優越錨泊位置，以及博寮峽[71]（即今日的南丫海峽）的遮蔽海域。調查發現，尖沙咀周圍的水域能容納各類型船隻，具有潛力成為航運的避風港。而進入該港口的入口鯉魚門，只要在適當位置架設砲台，亦易於防守。
1816年，英皇派遣阿美士德爵士(Lord Amherst)來華執行另一項外交任務，他率領的旗艦號(Alceste)，由數艘戰艦和調查船護航。艦隊前往天津途中，停駐於香港附近的擔桿列島，並派遣小型船隻到香港仔的瀑布補充新鮮食水。該小海灣連同附近區域稱為「香港」，該名可能是附近一個村莊的名字。[72] 自此，「香港」之名就被沿用指整個島嶼。
二十年後的1830年代，英國官方催促外交部長格雷伯爵(Earl Grey)派遣戰艦奪取一個鄰近珠江三角洲的島嶼，即香港島，一個在多方面具有優良條件的島嶼。[73] 自那時起，用來走私鴉片的英國飛剪船便將鴉片放在急水門附近、伶仃島或尖沙咀對出水域錨泊的躉上。
林則徐的副將鄧廷楨向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義律發出外交照會，抗議英國在中國海域儲存、運送及走私違禁鴉片：「據大鵬營參將，澳門同知，香山協縣先後禀報，磨刀外洋及九洲沙瀝、雞頸、潭仔各洋面，共泊躉船二十五隻。於七月二十九、三十、八月初三、初四等日，該躉船陸續由磨刀移泊尖沙咀洋面十九隻，由九洲沙瀝移泊尖沙咀二隻，由雞頸移泊尖沙咀一隻。」[74]
此外交記錄無疑揭示了英國欲長期利用尖沙咀港口作為貿易據點的野心。
中國早於1729年已有紹令禁止鴉片，並於1796再次頒布該禁令。中國在1800年明令禁止鴉片進口，[75] 但民間仍有大量鴉片透過非法交易與走私，經英國商人之手流入中國，且數量上升的速度相當驚人，從1820至1821年的4,244箱，增至1830至1831年的18,956箱；直到1835年之後，數量竟飆升至每年超過30,000箱。[76]
林則徐受命為欽差大臣，極力阻止所有與鴉片有關的活動。據歷史學家范岱克(Paul Van Dyke)所言，當林則徐抵粵強制執法：「為了走避查禁，外國人開始在中國沿海找尋避風港，以便在形勢危急時撤退。在對各地點進行研究後，認為香港應為最佳撤退地點。因為該港口曾經用作秘密交易之地點，而且該處也是熟悉的避風地點。」[77]
1839年，清廷命英人撤離澳門。早已作好準備的英人，沒有收拾行囊返回印度，反而移往停駐在尖沙咀的船上。
不久後，他們已不需離開，因為歷史已經為香港翻開嶄新的一頁。
在紅香爐水汛的殘跡幾乎消失殆盡的同時，尖沙咀附近以及香港周圍的海事活動轉由新設於約1843年的船政廳管理。該香港政府部門其後改稱「海事處」，負責管理及發展這個重要港口及其附近海域，並在這170多年間成功將維多利亞港提升為世界一流的港口。香港海事處的歷史由以卓越的遠見、優秀的管理、絕佳的聯絡網和不斷的努力交織而成，亦見諸以下的章節。
註釋
- [67]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6-1929), pp. 50-51.
- [68]同上，頁78。
- [69]G. S. Ritchie, The Admiralty Chart: British Naval Hydrograph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Hollis & Carter, 1967), pp. 11-12.
- [70]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頁91-92。
- [71]G.R. Sayer, Hong Kong, 1841-1862: Birth, Adolescence and Coming of Ag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3-24.
- [72]同上，頁25-29。
- [73]余繩武、劉存寬：《十九世纪的香港》（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32；Irish University Press Area Studies Ser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30’, Correspondence…relative to the Opium War in China, 1840 (Shannon: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265-266.
- [74]余繩武、劉存寬：《十九世纪的香港》，引用自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前中英交涉文書》，（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頁120。
- [75]馬士著，張匯文等譯：〈大事年表 ── 一八三四至一八六零年冲突時期〉，載於《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頁6-7。
- [76]Michael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Appendix 1, p. 221. 對於鴉片數字的中文資料附註，請參見：梁廷枏：《夷氛聞記》（1853年出版資料來源為印度海關記錄）。道光13至18年間(1833-1838)，光是印度Bengal地區，記錄中就有67,033箱鴉片的運送目的地為中國，且數量由1833年的7,598箱攀升至1838年的16,297。Bengal因這項貿易須向英國繳交的稅額，每年高達315萬。此數據並不包括其他鴉片出口地區（如孟買、加爾各答、貝拿勒斯）的數據。
- [77]Paul A.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