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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八节
海军船坞
作者:马冠尧

尝试驻守岸上

英国皇家海军在1841年1月25日于香港水坑口(今水坑口街)登陆后,旋即尝试寻找合适地点建立防线。可是,1843年5月底爆发的疫症夺去包括山侯士(H. le Fleming Senhouse)爵士在内多名驻守西营盘的海军的性命;7月21日吹袭的台风亦摧毁了所有军营棚所,令海军不得不将其驻岸军人撤回战船。其间,皇家军船米顿号(HMS Minden)曾一度改为军用医院,并称为「海军接待船」(receiving ship)[28]。到了1849年,海军才在麦礼(Thomas McKnight)领导下,于西角(West Point)建成第一座仓库。

建造海军船坞 ── 军事考量大于经济考量

在英国军部确认须在香港设置军营后,伦敦的军部随即委任爱秩序(Edward Aldrich)少校为香港首名皇家工程指挥官。

根据爱秩序所述,规划作军事用地的范围由现今的长江集团中心延伸至太古广场。另一方面,砵甸乍爵士则从经济角度出发考虑土地规划,于1843年7月6日指令量地主任歌顿提交一份城市规划报告,并要求爱秩序考虑该份报告;结果爱秩序拒绝就其军事用地的计划作出让步。砵甸乍指出,爱秩序的规划是以城市的「黄金地段」作为军事发展,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尽管砵甸乍争取有关地段的计划不获接纳,他仍然争取在离职前于香港寄出最后一封信以表明心声:「我再次重申,本人一心只为殖民地着想 ── 即使爱秩序的计划得以实行,本人亦不会留在香港妨碍工作落实。」[29]

1858年,海军船坞(今金钟)尚未成形,只有一个原始的登陆用码头。船坞的军营设有医院、教堂、仓库及宿舍,自给自足。虽然海军成功驻守陆上,但随着城市发展,政府及商界认为市中心这幅海军用地越来越碍眼。

从1859年的海军名册(Navy List)可见,当年香港曾建有皇家粮仓(H.M. Victualling Yards)及船坞。其中,皇家粮仓负责储存干货,而船坞则储存维修船只的机器及零件。虽然当时港岛北面海岸建有数个船台,但服务对象主要为私人拥有的船只。然而,自1860年起,香港仔船坞预留位置供战船保养及维修,降低了皇家海军建立自己船坞的意欲。

1858年3月2日,皇家加尔各答号(HMS Calcutta)的船长荷士(W.K. Hall)指出,九龙半岛能够提供更多海岸防线,而且昂船洲是个理想的检疫站地点,亦可以加强对香港的防卫,因此建议将海军码头移至九龙半岛[30]。当英国于1860年接管九龙时,海军部、战争部、殖民地部及香港政府向内政部提交三份有关九龙半岛土地用途的报告,令英国政府再次探讨军事及商业用地的分配问题。经过长达四年的商议,军方再次争取到最多的土地,并建立九龙海军船坞(今尖沙咀一带)。

海军船坞的发展 ── 军事及商业利益之间的冲突

奇力(Henry Kellet)爵士于1871年4月18日向英国申请将海军船坞原地扩建,以加建一个木制码头及船台。该建议获批准落实。

1874年的台风将皇家炮艇花马号(HMS Flamer)吹向船坞西面,撞向警队的浴棚及赛艇会的船屋。港督坚尼地(Arthur Edward Kennedy)爵士建议重建海旁时,量地官裴乐士(J. M. Price)指出船坞的位置将整个城市一分为二,令陆上交通未能贯通,应该设法改善。有鉴于船坞对出位置发现大量淤积物,裴乐士建议在该地区填海,建造弯路减少淤积,并兴建一个盆地供上落货。此外,亦可以考虑加装一座回旋桥,以方便较大型的船只进出船坞[31]。由于海军部不愿意支付三分之二的船坞建造费,计划最终搁置[32]

尝试重置海军船坞

1881年9月,歌仕文(Colonel Crossman)建议搬迁海军船坞。他致函港督轩尼诗(John Pope Hennessy)爵士,提议将海军船坞迁往铜锣湾,但于1882年3月遭海军部拒绝。其后,港督宝云(George Ferguson Bowen)爵士因应退休卫生工程顾问翟维克(Osbert Chadwick)的建议,再次提出将东面及西面海旁连接起来,该议案于1883年6月27日呈交英国审批。

港督宝云爵士根据裴乐士早前的计划书,要求海军及军部 (Naval and Military Department) 分三年每年支付10,000英镑以负责三分之一的工程费用。这次军方反建议一个须投放64,000英镑的填海计划。结果,填海工程虽然在1885年1月获同意落实,计划兴建的道路工程却因而被延误。

随着港岛的海军船坞重建计划落实,皇家军船艾曼纽号(HMS Victor Emanuel)的指挥官莫伦(George Digby Morant)也于1885年8月17日提出扩建九龙海军船坞的要求。然而,香港政府坚持以市场价格计算地价,海军部于1886年4月7日因土地价格问题放弃该计划。

由于九龙西面海岸仍有空置土地,香港政府在1887年6月8日再次提出将海军船坞由香港岛迁至九龙,并得到指挥官莫伦的支持。然而,海军部于1887年11月5日的回覆中指出「九龙海军船坞向海的位置较位于港岛海军船坞更为开扬,故九龙海军船坞存在遭受炮击的安全问题……故不能接纳有关建议。」[33]

遮打(C. P. Chater)爵士[34]于1887年7月13日致函署理辅政司史超域(F. Stewart),提出「中环海旁填海计划」。五日后,自港督坚尼地时代已参与海军船坞发展的裴乐士在其撰写的报告中总结情况如下:「自麦当奴爵士以来,历任港督皆致力延展海旁海军船坞及军营的前滨,可惜每次皆不能成功,致使公众利益受损。在重大阻力下,繁荣如此的维多利亚城实不应年复一年地将时间浪费在这议题上……海军部对海旁连接计划即使未至于反对,但也可说是漠不关心,这种态度很易理解,因海军于此计划实无实际利益……」[35]

由此可见,香港政府对船坞发展纯粹出于经济考虑,军方则从军事角度出发,态度泾渭分明。

1891年12月,李察士(Frederick William Richards)海军上将提出一个海军让步方案 ── 扩阔及拉直皇后大道,但该计划于1895年11月被布拿(Alexander Buller)海军上将驳回。

1896年4月2日,海军部在确认扩建海军船坞的同时,同意扩阔皇后大道[36],并于1897年修订海军条例,将「扩建香港海军船坞」包括在内,以取得工程建造资金。

注释

  • [28]
    「海军接待船」是将一艘旧军舰改装为军人招募中心,又或是用作存货甚至医院用途。
  • [29]
    CO129/2, p.249.
  • [30]
    E .J. Eitel, Europe in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357.
  • [31]
    CO129/174, p.400.
  • [32]
    Ibid., p.409.
  • [33]
    CO129/235, p.29.
  • [34]
    遮打爵士是1887至1906年的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亦是1896至1926年的行政局非官守议员。他在1926年逝世,遮打道和吉席街都以他的名字命名。
  • [35]
    中环海旁填海计划的相关文件于1888年提交立法局。
  • [36]
    CO129/273, p.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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