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商人在十八世纪后期开始经营鸦片贸易，目的为扭转从中国输入大量茶叶所带来的贸易赤字。英国东印度公司于印度大量种植罂粟，并将罂粟运至珠江口分发予商人带到内地，商人从这类违禁品交易中谋取暴利。1800年，中国首次颁布诏令禁止吸食、入口和种植鸦片，唯非法贸易仍继续增长。鸦片入口由1820年的5,000箱上升至1838年的40,000箱。急速发展的鸦片贸易不但不利中国财政，同时亦危害中国人民的健康，因此道光皇帝在皇室支持下，决定雷厉风行禁止这种非法贸易，最终使中英两国关系恶化。两年后，鸦片战争随着《南京条约》于1842年签订告一段落。然而，条约内容并无提及鸦片，使鸦片的非法交易不绝。
图8：1880年代的港口
鸦片战争后，英方为了和中方培养良好关系，指示第一任港督砵甸乍(Henry Pottinger)爵士禁止运载鸦片的船只使用香港港口。不过，由于英方担心有关政策只会令别国插手鸦片贸易，遂于翌年暂延该项禁令。[22]自此之后，香港成为鸦片的贸易枢纽。第二任港督戴维斯爵士认为，香港凡有一定资本的非公务员必然从事鸦片贸易。[23]实际上，香港只有少数大型公司没有涉及恶名昭彰但有暴利可图的鸦片贸易。1845至1849年间，有说维多利亚港处理达四分之三的印度鸦片作物，每年存放于香港的鸦片平均达40,000箱，价值1,600万英镑。[24]1866至1872年在任的港督麦当奴(Richard MacDonnell)爵士表示，香港平均每年入口80,000箱鸦片，总值约1,100万英镑。
1858年《天津条约》使鸦片合法化，外国船只在支付关税及厘金后便可于条约港经营鸦片贸易。虽然条约规定鸦片只能以中国的船只运往内地，但有些在港华人利用帆船经非条约港把鸦片和其他物资运返内地以避税。因此，中国政府流失大量由鸦片衍生的税收。自1867年11月起，中方在香港附近设立九所海陆关所，中国关税船只亦开始在香港附近水域巡逻，搜查非法偷运鸦片及其他货物的本地船只。部分关所设于佛头洲、长洲、急水门（即汲水门）及荔枝角，事件被形容为中方海关「封锁香港」。[25]封锁行动在1867年开始，至1886年结束，本地贸易因而蒙受巨大损失。本地及外国商人皆对此猛烈批评，并向政府施压以求解决问题。不过，由于本地洋人社群反对干涉港口运作，故问题并无解决。
图9：1890年代的港口
1885年，中英双方于伦敦签署《烟台条约》（1876年）的附加条款。条约规定每箱一百斤的入口鸦片均须缴付30两关税，大清海关亦会就每箱鸦片收取不多于80两的厘金。关税和厘金缴清后，鸦片运往内地时便无须另行缴付税款。附加条款签订之后，船政厅长辖下成立了海关监督署，以记录及控制鸦片在香港出入口的情况，封锁香港行动亦告结束。
中国自1880年代起种植鸦片，在价格竞争下，鸦片入口数量开始下降。另一方面，在教廷及英国政府施压下，香港关闭所有烟格，并停止向中国输出鸦片。鸦片贸易终于在1917年结束。[26]
皇家海军在占领香港之初旋即于今日的金钟建立货仓，怡和洋行亦于东角购地兴建货仓。怡和洋行的货仓在该处屹立超过一个世纪，直至1950年代初期才因发展住宅项目被拆。由旧照片可见，约于1845年，湾仔医院山山脚沿皇后大道东一带是与码头连接的货仓区。雅宾利仓库(Albany Godowns)于1844年在现今太原街附近落成，两排共16座货仓设有两英呎厚的墙壁，可储存30,000包棉花。其后，香港转口贸易发展迅速，其他公司争相建立货仓。自1860年代初开始，琼记洋行(Augustine Heard & Co.)、兰德斯泰洋行(W.R. Landstein & Co.，音译)及巴路士洋行(Burrows & Sons)于湾仔道医院山的山脚建立货仓。1872年，香港码头仓库公司(Hong Kong Pier and Godown Co.)建成设有蒸汽吊臂、引擎及货车的货仓，并在1891年把该货仓售予湾仔仓库公司(Wan Chai Warehouse and Storage Co.)，后于1896年由香港九龙码头货仓有限公司(Hong Kong & Kowloon Wharf & Godown Co. Ltd.)承租。当时，铁行轮船公司亦购入上环海边大量空地以建造仓库。怡和洋行于十九世纪末购入这些仓库，其后转售予新成立的香港九龙码头货仓有限公司。
1870年代起人口增加，以致需要更多土地建造住宅容纳移民，湾仔的货仓遂迁移至香港岛西部的新建填海地区坚尼地城。自此，坚尼地城海边满是存放各类货物的货仓。该处自此用作货仓区域超过一世纪，至1990年代才有新发展。
九龙尖沙咀广东道一带是另一主要货仓区。香港九龙码头货仓有限公司于1886年成立，在九龙半岛西部占颇大面积，并兴建全港最大和最现代化的码头和货仓。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该货仓存货容量达50万吨，业务于1911年九广铁路建成后进一步增长。
从早年的旧照片可见，大部分船只均停泊于港口最宽阔的部分，即维多利亚港和九龙半岛西面海域一带。货物借助驳船运到岸上，乘客及船员则乘坐渡轮横过海港，这种运输方法沿用至今。其后，货柜运输开始流行，政府于葵涌兴建货柜码头处理货柜事宜。[27]
注释
- [22]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pp. 43-44.
- [23]同上，页73。
- [24]余绳武、刘存宽：《十九世纪的香港》（香港：麒麟书业有限公司，1994），页228。
- [25]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pp. 189-194, 213-214.
- [26]Solomon Bard, Traders of Hong Kong: Some Foreign Merchant Houses, 1841-1899, pp. 49-50.
- [27]Carl Smith, ‘Wan Chai: In Search of an Identity’, in A Sense of History: 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1995).
